五年前，我因编写小册子《中国文明起源史话》，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做过粗粗的梳理。故此，对新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非常关注，捧读再三，自觉如甘醇入口，大有淋漓酣畅之快感。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有如下特点颇值称道：
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现状，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文明”的要素和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我国权威的史学著作中，都曾有过详略不等的阐述。本书充分肯定了从青铜器、文字、城、大型礼仪建筑等文明的“标志”入手探讨文明起源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之优点，同时，又指出了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作者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这显然是秉承了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之论断，但是作者“主张将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正为：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并认为“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美洲等地，在阶层或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城邑、都市之类，可以作为国家出现的标志物或物化形式。”在此基础上，作者力图根据从村落到国家的演变轨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与过程。这与目前考古学界流行的从古代聚落形态的演变看古代社会形态的发展之理论方法，正相吻合。
在讨论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时，作者首先分析了古书中关于“五帝”的记载；在阐述夏朝与其国家形态时，作者首先就传统古史体系，“疑古”学派的功绩与失误等作了论述。这看似是对学术史的回顾和对后面问题的铺垫，其实，作者在此讨论的是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怎样对待记载传统古史体系的古代文献，涉及到对中国文明史的基本估价，对当前若干考古发现怎样认知等理论问题，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说，它实际上也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我认为，只有从“疑古”的阴影下走出来，才能沐浴到本已灿烂的“文明曙光”。该书作者对于古代文献和古史系统采取了唯物、求真的科学态度，因此能够远离迷茫，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
该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二字——作者明确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因而文明社会的发展亦即国家形态的演变。上编论述的是国家的形成，下编分析的是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作者的笔锋一拖，把讨论的范围延伸到了西周，乍看上去与文明起源有些距离，似嫌离题，其实这正是该书有所创发处。作者认为“五帝”时期是我国王权的形成期，出现了早期国家；夏朝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器；西周王朝通过大规模分封，建立了华夏国家。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华夏国家”的概念，很妙。作者指出，西周时期完成了“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这就是国体一改商朝异姓国族林立而臣服于商的运作模式，在“九州夷裔”的广大区域内，建立起了一个“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以姬姓周室宗族体系为主干枢架而融合诸族的华夏国家社会。这个“华夏国家”，较之夏王朝更与“中国文明与国家的形成”一题中的“中国”，名实相符。讲中国文明的起源，说到夏王朝为止当然已算圆满了，但是说到西周建立“华夏国家”，就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该书作者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更具有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和很高的精品意识。资料务必全面翔实，论述力求生动服人，结论追求准确精辟，是该书的二大特点。作者在尽量吸纳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向着更深更高的目标奋进，因而在若干问题的分析阐述方面，颇见深度和高度。
该书始终围绕“两点一线”展开讨论。所谓“两点”即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国家形态的发展，这是该书研讨的两大主题。由这两点联结而成的“一线”——国家，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根主线。作者抓住了这“两点一线”，便抓往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牛鼻子”。读者看清了这“两点一线”，就容易把握该书的要点。
至于散见于书中的许多学术网光点，不胜枚数，在此毋庸赘述。
总之，该书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它的问世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该书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先秦史研究的专家，中国古代文献烂熟于胸，甲骨金文皆囊中之物，考古资料也已翻至韦编三绝，凡此均是本书得以成功的有利基础。
 |
